228迄今70年,但許多真相似仍待查。當年國家及執政黨的最高領導人蔣中正自然有概括承受的最大責任,但這是不是就等於「元凶」呢?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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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們如放大檢視蔣中正在1947年2、3月之交在忙些什麼,恐怕可以發現蔣大概沒有太多心思或餘力放在台灣。首先,馬歇爾調停國共失敗,元月間離華,內戰復起;2月下旬國軍在山東萊蕪大敗,軍團司令及4萬多官兵被俘;3月中旬國軍又攻克延安,均使蔣軍書旁午,少有他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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偏偏此時經濟也開始大壞,物價飛漲,全國搶購黃金及民生物資,而行政院長宋子文非但無法應付,並且其個人作風等受朝野攻訐甚厲,名學者傅斯年就有一篇傳世的批宋之作〈這樣的宋子文非走開不可〉於2月中旬發表,可見一般。3月1日南京宣布宋子文辭行政院長,由蔣本人暫代(至4月中),監察院又對宋提出彈劾案,朝野大譁,震撼力自超過剛剛發生的台灣228。外部問題對蔣已難,宋子文也甚有個性,與蔣之衝突原已多次,素來就怨蔣軍費太高,才拖垮經濟。故蔣之換宋,又無人可代而自己上場,恐怕於公於私紛擾至多。3月1日南京政府還有一大事宣布,就是因應美國批評國民黨的一黨專政,特以任命增加立、監兩院委員,各增50名及25名,由國、民、青三黨及無黨籍分配。此事的重要性美國當時駐華大使司徒雷登有專電報華府。而蔣當年如何擺平這許多黨內外的民代人事,恐也頭痛不已,還可能精心策畫台灣精英的處分名單嗎?另一個問題是,當年政府既云寬大處理,不准報復,但又擺明有這麼多血案錯案或冤案,為什麼平反呼冤之聲,一直要等到90年代的民主化之後才聽到,那我們的上一代都在做什麼呢?當年台籍的立監委、社會賢達噤聲不說,例如最直接的是繼陳儀之任的台灣首任省主席魏道明。魏以駐美大使轉任,開明簡政,頗有賢聲,但難道都沒有民眾向之陳情,那他有沒有認真處理過其中任何一件,或主動去了解真相加以平反呢?綜而言之,228發生之時我們現在的人多未出生或尚年幼,都是上一代錯誤的受害者,彼此之間,應無仇怨對立。上代錯誤,該負責的當道、言論領袖及真正凶手恐不少,現且已多不在世。如今批判,蔣氏可歸責處自多,但以之為唯一元凶,恐也管中窺豹,且未免有縱放其他責任者之嫌。尤其1950年3月1日代總統李宗仁已滯美不歸,要不是蔣在台復職重掌大局,中共恐不難渡海,則我們60多年來將與大陸人民同一命運,其悲慘之處,當有過於228。而蔣為何選3月1日復職,因素之一當是美國杜魯門總統訂3月2日在白宮請李宗仁午宴,萬一杜魯門藉這頓飯承認李還是中國的元首,則蔣在台復位就難名正言順,故蔣先發制人。事實上以今天已開放的美國史料看來,美國老早以為李不可能再領導中國,杜之午宴一共僅6人參加,不過是一場小型的禮貌性社交而已。果然,蔣在台一宣布復職,美國國務院稍後即聲明已收到相關通知,認為蔣還是中國的元首。沒有3月1日蔣的復職及美國的立即承認,台灣在那風雨飄搖的時刻及之後會變成什麼樣子,恐怕難以想像。中華民國國運一路走來如此多艱,更應該讓我們珍惜目前所有的一切。(作者為前任駐美代表)(中國時報) var _c = new Date().getTime(); document.write('');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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